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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应!北宋大贪官奸臣蔡京的可悲下场

报应!北宋大贪官奸臣蔡京的可悲下场

北宋,中华历史上最为风雅富庶的王朝。一部《东京梦华录》,一卷《清明上河图》,留存了它太平日久、人物繁阜的末世繁华,此后便是衰败之始。宋人认为,徽宗朝的“北宋六贼”,正是导致宗社之难的历史罪人。

当金兵南下,虎视京城之际,徽宗为避兵燹,匆匆退位。宣和七年(公元1125年),太学生陈东上书继任的钦宗,指斥前朝六大奸臣,认为“宜诛六贼,传首四方,以谢天下”。其中,祸主弄权、结党营私的宰相蔡京乃是六贼之首,最为后人熟知。

蔡京一生历经神、哲、徽、钦四朝,四度为相,专权近二十年,可谓元老重臣,荣显至极。然而他生前便被大臣上疏十四宗罪,罔君父、广费用、变法度、喜导谀、穷土木等,无一不是祸国殃民之举。故最终蔡京自食恶果,活活饿死于流放途中,身后更被载入《奸臣传》,身死名裂。

周旋党争,反覆小人

蔡京负才子名,善书法、文章,不仅有机会名列书法四大家,其作品更为宋天子所珍爱。24岁时,他金榜题名,登进士第,历任钱塘尉、舒州推官、起居郎等职;因出使辽国有功,与其弟併为中书舍人,掌管拟写诏令,成为朝廷美谈;继而一路升迁,于元丰年间转为龙图阁待制、知开封府。

他亦有宰相才,神宗宰相王安石、哲宗时的王圭与吕公着,皆讚赏他的政治才能。宋人重文轻武,蔡京本可在朝中做一番事业,或在艺文领域开创一片天地,但遗憾的是,他才高德寡,甫入官场便急于钻营,周旋于新旧党派之争,毫无节操尊严可言,初露奸佞狡猾的本性。

起初,蔡京是以变法派的面目立身朝廷,支持王安石在熙宁年间的一系列新政,并通过他的弟弟、王安石之婿得其赏识。至哲宗朝初期,太后临朝,在新法实施出现诸多弊端的情况下,重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宰相。司马光在任时,尽废新法,并要求各地在五日内恢复差役法,代替王之雇役法。

蔡京见风使舵,当同僚们埋怨时间太紧时,他率先在辖地开封各县完成法令的变更。司马光得知蔡京雷厉风行的执行力,大加讚许:“使人人奉法如君,何不可行之有!”然而他很快被谏官弹劾怀姦邪、坏法度,被调任外地。

而哲宗本人倾向新法,于绍圣元年(公元1094年)起用张敦等变法支持者。张敦为相,率百官商议新政举措,长时间不能做出决策。这时的蔡京有幸重回朝堂,见新法再受重视,立即抛弃旧法,向张敦建议:“按照熙宁新法施行,还有什幺需要商议的?”

关于是否推行变法改革,朝中文官大致分为变法派与保守派(或称新、旧党),两股政治力量随执政者意志而消长。十年之内,蔡京如变色龙一般,先后依附不同党派的司马光与张敦,翻手为云,覆手为雨,为有识之士所鄙夷。因而在徽宗初即位时,年过半百的蔡京,遭弹劾一贬再贬,最后被罢去一切行政职务,閑居杭州,其官运亦跌至谷底。

报应!北宋大贪官奸臣蔡京的可悲下场

宋徽宗赵佶画像。(公有领域)

投君所好,媚上专权

宋徽宗即位之初,尚有心做一位明君,欲继承父兄遗志推行改革,因主持朝政的太后支持保守派而难伸其志。而他本身又是位雅好文艺的才子皇帝,生性风流轻佻,很快便按捺不住本性。他欲搜罗民间古玩字画,在杭州设“供应局”,并派宠信的宦官童贯任供奉官,赴江浙一带猎奇寻珍。

善于投机的蔡京迅速捕捉到绝佳的“翻身”机会,备厚礼贿赂、结交童贯。童贯在杭州盘桓数月,蔡京便日夜陪伴,助其寻访、鑒赏书画,极尽巴结、谄媚之能。而他的作品同样是童贯求之不得的珍品,遂得以源源不断地送入宫中。他还通过童贯结识受宠信的宦官与道士,让他们时常为自己美言,成功地引起徽宗的关注。

崇宁元年(公元1102年),即徽宗登基的第三年,蔡京被征为定州知州,同年便召回京城,拜为右丞相。诏命下达那日,徽宗在大殿召见他,表达“绍述父兄”的理想:“神宗创法立制,先帝继承,却两遭变更,国家大事还未确定。朕欲实现父兄遗志,卿有何指教?”蔡京为了谋权固宠,立即成为坚定的变法派,叩头谢恩,表示愿以死效力。

于是,他成为徽宗在艺术与政治上的双重“知音”,次年二月便拜为左丞相,位在百官之首。一年之内,蔡京连跳三级,从一个放逐赋閑的散官,一跃成为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当朝权贵。徽宗于中书省特设讲议司,命蔡京主事,让他成为变法的主导者。蔡京再获重用,天下人皆拭目以待,希望他能重振朝纲,通过改革为大宋带来新气象。

而真实的情况是,蔡京假托变法之名,却无一事合乎前朝法度,反而将手中职权作为迷惑天子、党同伐异的工具。他亲自任免官员,将其党羽置于要职,负责宗室、国用、商旅、赋调等重大国事。对于不附己者,蔡京将他们或削职、抓捕、流放,直到大权在握,朝廷内外再无反对之声。

苛征暴敛,以济君欲

或许由于前朝君臣政策反覆,理财不当,徽宗初年竟出现国库极度空虚的窘况。蔡京当权可谓“临危受命”,针对茶法、盐法、方田、漕运等多方面进行“经济改革”。王安石之法发展至徽宗朝,已无太多富国强民的意义,并沦为小人聚敛财利的工具。蔡京发明的谋取暴利的茶盐二法,对百姓造成的苦难尤甚。

在茶法的改革上,蔡京允许商人与茶农直接交易,但必须购买官府垄断的茶引(一种运销资质)及盛茶器具。官府不仅从中获取高额的茶引收入,并且强令商人在买茶、贩茶之地重複买引,而茶租不减,令商人皆视茶法如伤人猛虎。

盐法取利更甚于茶,蔡京的盐钞法,命盐商向官府购买盐钞资质,管理上与茶法相似。然而在实行过程中,他多次改变盐钞,时常出现购钞而盐未给、新钞代替旧钞、再输钱购新钞的恶性循环。宋史载,无数家财数十万贯的人家,受此盐法连累,朝为富商巨贾,夕则破产变成乞丐,更有那绝望者投水或自缢轻生。

经过蔡京的改革,北宋财政似乎实现成倍的增长。但这种做法,实为通过搜刮民脂民膏带来短暂的经济繁荣。《宋史·食货志》载:“异时一日所收不过二万缗,则已诧其太多,今日之纳乃常及四五万贯。”然而,因茶引、钱钞的售卖大权属于中央,其税收亦不许地方支用,因此蔡京不过是用强征暴敛的方式,将天下财富尽归京师,收作天子私财。而大宋巍巍基业,正在这些苛捐杂税中逐渐走向衰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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